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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现中国诗歌中的“美”与“真”-火狐app官网,火狐体育全站app正式官网首页

时间:2022-09-04 19:19:4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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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狐app官网,火狐体育全站app正式官网首页原标题:在中国诗歌中发现“美”与“真”

火狐app官网,火狐体育全站app正式官网首页劳埃德哈夫特

火狐app官网,火狐体育全站app正式官网首页1.韩乐义的部分作品。

火狐app官网,火狐体育全站app正式官网首页2、韩乐义1994年获扬·坎珀特诗歌奖,海牙市长颁发证书。

3. 1999年至2000年,韩乐义访台期间,多次向诗人周梦蝶请教。

4.韩乐懿《发现卞之琳:一个西方学者的探索之旅》。扫码看话题

劳埃德哈夫特

世界著名汉学家、诗人。 1946年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,1968年哈佛大学毕业后赴荷兰莱顿大学中国学系学习。 1973年获硕士学位,1981年获博士学位。1973年至2004年在莱顿大学教授汉语言文学。他的汉学著作包括:

片志麟:中国现代诗歌研究,1983年英文版,2010年中译本

《中国文学指南》(中国文学指南,与荷兰著名学者威尔特·伊德玛教授合着,1997)

周梦蝶与意识诗(周梦蝶的意识诗,2006)

近年来,《汉学》的出版,就是以现代荷兰语自由诠释《道德经》,如《老子》、《多道心意》等。

在荷兰汉学领域,劳埃德·哈夫特不仅是一位文笔卓著的学者,也是一位活跃的诗人。他学习汉语半个多世纪,热爱现代汉语诗歌。在杨凌野等不同中国诗人的作品中。

他以对卞之琳和周梦蝶的深入研究而闻名。作为西方全面研究卞之琳生平和诗歌的第一人,其专着《发现卞之琳:西方学者的探索之旅》已被阅读和引用。在这部经典作品中,他细读卞诗的文意,与他的诗产生共鸣,文风精辟,引人入胜。

韩乐义是语言神童。他精通荷兰语、德语、汉语、法语和俄语。他从小就表现出非凡的语言天赋。上学前,祖母和曾祖母经常使用德语对话。他虽然听不懂,但也很感兴趣,逐渐养成了沉思的气质。六岁时,他第一次接触到东方语言。当时他的邻居是日本专家,他的妻子是日本人。他对他们说的日语和挂在屋子里的中国书法卷轴感到惊讶。

1967年夏天,20岁的韩乐毅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。当时他在哈佛大学读书时,认识了一位讲粤语的香港美女。两人的见面很短暂,韩乐怡却被她的语言给迷住了。他立即从哈佛燕京图书馆借了赵元仁老师的《粤语导论》:“这本书很合我的胃口,我从来没有读过这么精彩的汉语书。”

在嬉皮文化时代,韩乐义和当时许多年轻的西方学生一样,对禅宗产生了兴趣。也是在那个夏天,他无意中读到了艾伦·瓦茨的《禅道》一书,启发了他了解东方文化。

“香港女人扩展了我对‘美’的体验,Arun Watts扩展了我对‘真’的理解。这两次相遇为我的人生树立了新的标准或理想,一个是真的,一个是美。在我看来,学中文不是只求美,也求真。”

1968年,韩乐毅怀揣着深入学习汉语的愿景,赴荷兰莱顿大学攻读汉语硕士学位,并称之为个人“寻根”行动。当时,中文在荷兰还是一个冷门专业。韩乐毅坦言自己不喜欢“时尚”,他好像生活在“旧世界”。与其融入喧嚣的圈子,他更热衷于研究一两个自己喜欢的诗人,关注内心的精神生活,他儒雅的性格让他在阅读老子的《道德经》时感觉自己是知音。

1970年的一天,韩乐义拿起一本徐继玉的英文版《二十世纪中国诗歌选集》,念着卞之琳,仿佛听到卞之琳讲述自己的梦想。 ,“对我来说,美与真突然融合在那些诗和那本书中。”顿时产生了学习卞诗的决心。

在与记者进行邮件交流的过程中,他谦逊又机智,在英文回复中忍不住“蹦”出几个中文单词。他的妻子苏桂枝是台湾戏剧专家。曾任台湾音乐厅主任、豫剧团团长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,韩乐怡回忆了两人的恋爱史,大方地谈起了当年的搭讪;他热情地分享自己收藏的书籍和照片,为繁杂的材料惹来麻烦感到内疚。他开玩笑说:“你只是在采访我,而不是在写我的专着!”

退休后,韩乐义忙于更多“远离现代事物”的爱好和领域,如太极拳、中医、宋明哲学、早期汉译圣经、中世纪天主教神秘主义等。七十年代,近年潜心研究中国古代哲学。他告诉记者,他几年前就开始着手《道德经》的荷兰语翻译工作,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。转头,他又给记者讲了一个汉学界的笑话,以自嘲:“怎么判断你的汉学同事是不是老了?看他是否开始研究老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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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受欧美不同风格的中文教育

南都:从哈佛毕业后,你来到了欧洲汉学研究中心莱顿大学。 1960年代莱顿大学汉学系的状况如何?

韩乐毅:我是1968年秋季学期来到莱顿大学的。早些时候,在哈佛的最后一年,我参加了赵元仁的女儿卞赵如兰教授的汉语强化课程,我的汉语比大多数学生都好在莱顿。那时莱顿大学的重点还是古典文学和文学,整个学习氛围和我在美国的习惯完全不同。首先,荷兰学生必须能够轻松阅读英语、德语和法语,当然还有荷兰语。我很快学会了荷兰语,还自学了法语。

当时在莱顿学习汉语的学生屈指可数。我认为在“同年级”或“同辈”中,除了我之外只有四个人。除了中文,我们还需要学习日语。另一方面,现代汉语口语教学不十分系统,落后于美国的正常水平。我到莱顿大学的时候,有两位中国研究教授,他们都没有做现代研究。一个是 A.F.P.以汉代法学着称的胡尔塞维,另一位是世界著名的佛教历史学家埃里克·苏尔歇尔(Erik Zürcher)。

莱顿大学的学费很便宜,而且我也在图书馆兼职,所以我没有经济问题。在我五年级的时候,当我即将完成硕士学位时,我的一位老师突然死于心脏病。令我惊讶的是,第二天我在莱顿找到了一份全职工作。我是一个天生就很“天生”的人,对金钱之类的“世俗”的东西都不会去想,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真正想过毕业后如何谋生。

南都:哈佛大学和莱顿大学在汉学领域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,它们所代表的美国和欧洲大陆的汉语学习氛围有什么不同?

韩乐毅:“中国学”学科成立的背景在两国不同。莱顿大学是荷兰唯一一所提供汉语培训的大学。当时,中文在荷兰被认为是一个没有“就业前景”的学科,而当我在 1960 年代后期来到莱顿时,气氛就像是一小群学者聚在一起研究“古怪”和艰苦的研究,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学术界以外的实际应用。学者本身是令人钦佩和受人尊敬的。

同时,莱顿大学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个人自由,这里的课程不是强制性的,您可以在家学习,直到您准备好参加考试。当时,和许多欧洲大学一样,莱顿大学的博士项目并不要求学生参加研讨会等。如果您找到一位愿意就您选择的主题指导您的教授,除了写论文之外,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与他/她讨论。

在美国,中国研究的整体背景是不同的。二战期间,由于军队需要掌握亚洲语言,汉语和日语的学习出现了巨大的“热潮”。从那时起,许多大学扩大了这些学科,政府为希望学习中文的学生提供了有吸引力的奖学金。所以当我告诉美国人我正在学习中文时,他们说我明智地选择了一个“有前途的领域”。

尽管存在诸多差异,但哈佛和莱顿有一个重要的相似之处:在两所享有盛誉的“精英”大学中,学生都被认为具有一定的卓越水平,但实际上可能永远不会有规律在实践中得到证明。有时我们的老师认为我们学到了某些作品,但实际上我们从未读过,甚至可能听说过!我们的前辈也走“捷径”,如世界著名的哈佛教授赖世赫(Edwin O. Reischauer 和John King Fairbank)都在自传中承认,他们在读研时基本上是自学成才的。

情诗,1983年写《发现卞之琳》

南都:中国史一直是海外汉学研究的主流。即使是文学研究者,也大多是从古代经典开始,但你在做新诗研究,专门研究当时还活着的诗人。这给您带来了哪些挑战?

韩乐毅:我个人的兴趣很早就被中国现代诗歌所吸引。 1970年,我发现了一本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书——徐解玉译主编的《二十世纪中国诗歌》。本书用400多页,介绍了从五四时期到二十世纪中叶的约40位诗人。许洁玉酷爱诗歌,英译优秀,不仅忠于原著,而且有一种难以捉摸的魅力。我第一次见到卞之琳就是在那本书里。徐洁玉称卞之琳为“形而上”的形而上诗人或哲学诗人。

同时,我也对西方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尤其是哲学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。从那以后,无论是中国诗歌还是西方诗歌,我大多被现代作家所吸引。

我觉得学古典诗和新诗的区别在于,要想想好、想写好现代诗,就得对百年前的欧美诗有一定的了解。但中国古典诗歌不是这样,你必须把它想象成一个独立的世界,真的没有任何“非中国”的替代品。

南都:您在 1970 年代后期访问过中国大陆。你当时对中国的印象如何?你遇到的人是谁?

韩乐毅:那是1979年秋天,当时中国的物质条件(如基础设施、商品供应等)落后于我在东亚其他地区看到的情况。虽然有时会被眼前的景象吓一跳,但在某种程度上,能够看到一种更接近早年在中国文学中读到的“旧”的氛围,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。当时,我研究的许多诗人都还活着,包括卞之琳。我不仅亲自见到了他,还和他讨论了他的诗歌。还认识了艾青、袁克佳等人,也第一次认识了郑敏。后来,在鹿特丹国际诗歌节上,我多次担任她的翻译,并与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她的十四行诗启发我写自己的十四行诗。

当然,当时我们对文学的讨论常常因东西方所采用的对比标准而变得复杂。

南都:《发现卞之林》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。本书诞生于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卞之琳艺术成就的博士论文,全出自您之手。为什么选择卞之琳作为研究课题?

韩乐毅:主要是我个人对他的诗有浓厚的兴趣。但同时,在选择博士论文的主题时,最好找到其他人没有广泛研究过的东西。当时关于他的严肃学术文献真的很少,所以我有空间尝试和贡献。

至于真正激发我对卞诗的兴趣,我认为是它的“形而上”或“沉思”的气质,我在华莱士·斯坦(Wallace Stein)的书中也有徐杰宇的描述,文斯的诗歌中也有类似的品质,我一直试图用我自己的诗歌来表达它。

南都:在关注卞之琳的国外学者中,香港中文大学张曼宜教授也是较早的一位。她出版了《卞之琳翻译研究》一书。在您与其他学者的交流中,哪些学者对您产生了影响?

韩乐懿:是的,我很早就知道张曼懿的优秀作品,在我的写作中也参考了她的作品。后来,当她访问荷兰时,我有幸见到了她。她对卞之琳诗歌的翻译特别有用,因为她提供了许多解释性脚注。

我敬佩的另一位学者是Bonnie S. McDougall,她出版了卞之林的朋友和同事何其芳的诗集和散文集。

不过我最喜欢卞之林的翻译作品还是徐洁宇的,真希望他能多出点。我也很喜欢卞之琳的诗英译。英文翻译可能听起来很奇怪,但更富有诗意。

南都:你在书中评价卞之琳是“20世纪最有影响力和最独特的中国诗人之一”,但卞之琳本人曾说过,她不能称为大诗人(伟大的诗人),只能称其为大诗人。小诗人(小诗人)。在中国,卞之琳是否忍受了与她的诗歌成就不相称的忽视?

韩乐毅:我必须承认,这几年我没有关注这个问题。如果是这样,我可以想象这三个原因。首先,卞之琳的原诗总量并不是很大,纯粹的“生产力”是一些人心目中的一个重要指标;其次,他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诗歌几乎都是8岁左右写在这里的,当时他还不到30岁,这可能会让他的诗歌生涯显得过于“短暂”;第三,他为人谦虚,不太外向,不是那种大声“吹牛”想引起注意的人。

南都:在您的博士论文答辩期间,卞之林先生曾到荷兰亲临现场。你们两个讨论了什么?

莱顿:他对莱顿的访问对我来说是天赐之物。我的论文是基于书面材料和 1979 年在北京与他的一次长谈。在莱顿,他阅读了整篇论文,除了他能够纠正的一些小的事实错误外,还赞同我所写的内容。

我事先并不知道他要来,安排他来的朋友也一直瞒着我。轮到我防守时,我们非常庄重正式地走进莱顿大学最古老的建筑,突然看到坐在桌子对面的卞之琳。我无法想象这怎么可能!但我是一个很好的“演员”,而且很会板着脸,所以我没有跟他说一句话,只是用眼神打了个招呼。但是后来,朋友告诉我,我脸色惨白!

和我一样,卞之琳对观光没什么兴趣。他在莱顿,我们花了几天时间详细讨论了我的论文,他可以给我更多的背景信息,尤其是节奏、结构等诗歌技术方面。由此我也对修订版做了一些重要的改进我的书。该书于1983年出版,后被翻译成中文版《发现卞之琳》,2010年在中国出版,目前仍以电子书形式阅读。我认为中文版的成功可能部分归功于李永义出色的翻译。或许在风格上,中文版比我的英文原版读起来更流畅。

关心某种伟大的“连续性线程”

南都:佛教和道教的世界观对于我们理解卞之林很重要,卞之林在他的诗歌中经常使用这两种传统的一些共同意象。在《发现卞之琳》中,您已经详细分析了其中一些图像的内涵。你好像对中国哲学也有深入的研究?

韩乐毅:第一本真正引起我兴趣的书,可能是我前面提到的亚伦·瓦茨的《禅道》,这本书的第一章介绍了道家哲学。另一个重要的早期灵感是理查德威廉翻译的《易经》。 Watts 和 Wilhelm 对​​他们的学科充满热情和积极的态度,许多西方学生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读过这些书,无论我们是否是“嬉皮士”。但我很快发现,在西方主流学术界,对这些中国古代哲学著作的热情要少得多。它们被视为过去文化阶段的遗物,无论如何都已被翻译,不再需要进一步研究。而中国人似乎认为,对这些古籍感兴趣,表明你终于认识到了中国文化的真正本质和价值。

我用荷兰语写了一本《老子的万法新解》一书。这本书是在我 70 岁时问世的,它是一个非常不寻常和激进的解释。至于《易经》,我从来没有研究过,只是在1980年左右找图写诗的时候才查到的。那组诗发表在一本杂志上,给一位荷兰出版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他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出版一本书。那是我的第一本诗集,叫做《阳光下的影像》。想必它不仅受到《易经》的影响,还受到卞之林的诗歌影响。

南都:您在台湾生活多年,您对台湾当代诗坛的印象如何?

韩乐懿:我和很多台湾诗人并没有真正接触过,而且自从2004年退休后,我也没有“跟上台湾诗歌”。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周梦蝶和另一位“沉思”诗人杨凌野身上,我已经翻译了他们的诗,但还没有出版。这就是我的“风格”,我不是一个非常合群或外向的人,我宁愿仔细研究一两个诗人,也不愿以笼统、模糊的方式“跟上圈子”。

有一位我确实接触过并亲自认识的诗人,他就是爱。 1992年,我在国际诗歌协会担任他的翻译。他住在我家,我们一起旅行,保持联系,但我没有动力翻译他的诗,因为约翰·巴尔科姆已经这样做了。但当我1999年在台北结婚时,爱以我哥哥的身份出席并发言。

南都:从卞之琳到周梦蝶,你诗歌研究的一致性如何?您如何看待在文学研究中使用文学之外的跨学科视角?

韩乐毅:毫无疑问,在我对“形而上学派”的兴趣中,我一直在关注一些伟大的“连续性线索”,即诗歌隐含着我们生活中的一个超越维度,这也体现了出来在我的翻译和我的原诗中。所以我不得不承认我的诗永远不会成为畅销书。除了一个例外,在我最初的诗歌出版物中,最畅销的是我用荷兰语重写的圣经诗篇,至今仍在重印。

总的来说,我不太喜欢用文学作为例子或引用来源来讨论文学以外的事情。当我们引入其他“学科”来解释文学时,我们仍然应该关注文学本身,而“外部”学科只是辅助性的。在我看来,诗歌的理想状态是把它当作“单”一杯酒来享受。当我们想品尝一杯杜康时,我们不应该在里面加可乐和冰块。但在我自己写周梦蝶的文章中,我确实使用了弗洛伊德的“梦”心理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。我这样做是为了表明周梦蝶的诗可以以其他方式阅读,而不仅仅是作为佛教概念的隐喻。这是否意味着我对这件事的态度是矛盾的?也许这就是庄子所说的“两条线”,两者可以并驾齐驱。

南都:屠安评价你的文章“以文为经,以史实为纬,不偏不倚”。由此看来,《发现卞之林》不仅是一部诗学专着,更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人物评论。 .在写作过程中,您如何处理史料与文本的关系?

韩磊:我认为这取决于我们在特定情况下选择强调什么。有像曼德尔施塔姆或顾城这样的诗人,他们的生活如此决定性地被悲惨的客观事实所塑造,以至于我们几乎无法不考虑上下文而阅读他们的诗歌,尽管我确实尝试过,比如阅读《沃罗涅日笔记本》中曼德尔施塔姆的一些精彩诗歌。也有一些诗人,我想说卞之琳,他们的命运和生活没有那么“坎坷”,但他们内心或主观的生活非常丰富,并且设法将其投射到他们的诗歌中。当然,我个人总是更倾向于主观方面,但我知道这也是片面的,尽量不要太得意忘形。

学中文“最大的收获是老婆”

南都:除了作为学者之外,你还有诗人的身份。你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写诗的?

韩乐毅:1978年夏天,我在台湾呆了三个月。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“远东”的生活和中国文化,也是第一次看到盆栽之类的东西。受此启发,我写了几首关于盆景的诗,发表在荷兰文学杂志上。

第二年,1979年,我第一次去了北京、杭州和四川。这段经历启发我用荷兰语写了六首诗。回想起来,不难看出他们受到了卞之琳的影响。这些诗发表在一本文学杂志上,这就是我的第一本诗集《阳光下的影像》的来源。

南都:还有哪些诗人对你的影响更大?诗歌在你的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?

韩乐毅: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看,一个是阅读和写诗的工作,一个是作为“诗人”的生活,后者对我来说更重要。从学生时代开始,我就一直想成为一名诗人,而在现代西方对诗人的定义中,诗人是过着异常自由的生活,有自由或“允许”无视某些社会习俗的人,尝试理解和交流与日常生活无关的某些真理和见解。当然,这是我的定义,并不是所有的诗人都会同意,尤其是后半部分。

T.S.艾略特是我的英雄,因为和我一样,他在美国长大,但实际上大部分时间都在“旧世界”度过。从长远来看,他关心宗教并写了它。华莱士·史蒂文斯和威廉·卡洛斯·威廉姆斯也是我的榜样,因为他们都不是像我这样的全职作家,同时从事另一个职业 写诗。威廉姆斯一般不被认为是“哲学”诗人,但他也写道,重要的是努力“推光”,并以孔子为例。

南都:回顾你与中国人结缘的几十年,你最大的成就是什么?

韩乐毅:对我来说,最重要的收获既不是学术也不是文学创作,而是个人生活。如果我没有学过中文,我就不会遇到我的妻子,也不会和她共度余生。

主观上,我对中国文化和思想的深入接触让我受益匪浅。我不会说我从根本上“皈依”了道家或王阳明的哲学,但他们的思想确实开阔了我的视野。胡塞尔说,我们的意识始终是“我”、“我们”和“世界”三个视角之间的相互作用。我想说,在我的“美国生活”中,我研究的是“世界”;在我的“欧洲生活”中,我理解了“自我”概念的精神深度;在我的“中国生活”中,我至少开始理解“我们”这个词了。

当然,客观地说,我的职业生涯很棒,对此我很感激。我的一些学生成为了我最好的朋友,并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。考虑到汉语学起来有多难,一个人从头到尾查字典要花多少时间,我已经尽力做到了。

回顾这一切,我想起了多年前在斯德哥尔摩与同事的一次谈话。一位编辑问我的波兰同事兹比格涅夫·斯卢普斯基(Zbigniew Slupski):“实际上,写一篇好《红楼梦》的文章需要多长时间?”斯卢普斯基望着远方,想了想,答道:“嗯,大概需要三辈子,一辈学中文,一辈读懂《红楼梦》中的每一个字,一辈写点有意义的东西。”

嗯,这是一个幽默的回答,听到的人都笑了。但我觉得Shroef说人一辈子都能学中文,有点过于乐观了。

总策划:荣明昌刘江涛

统筹:刘伟明、黄倩

图片说明:曹宝林

写于本期:南方都市报记者朱荣亭

编辑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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